1986年3月，北京的病房里，73岁的韩先楚身体已经十分虚弱。窗外春意渐浓，他却想起湖北红安城关的街道，想起那里树木不多、风沙偏重大的配资公司，便交代妻子刘芷和身边工作人员，设法准备雪松、桂花、白玉兰等树苗，送回家乡栽种。
这件事看似寻常，却牵动着韩先楚晚年的心思。对他而言，红安不是普通的籍贯，而是少年时代吃过百家饭、踏上革命道路的地方，也是无数乡亲付出牺牲、支援革命的老区。
韩先楚出生于1913年，家乡原称黄安。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时，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。那场斗争失利后，鄂东军保存下来的力量转入边界坚持，后来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来源。韩先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参加革命，逐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。
战争年代，他很少提及个人得失，却始终记得乡亲们的接济。1949年6月，部队南下途中，他曾抽空回过一次老家。与儿时伙伴吴海洲见面时，他忽然想起当年借过对方几斗稻谷，立即表示要归还。吴海洲笑着说：“都过去了，乡亲们如今分了地，不缺这点粮食。”
韩先楚没有把这件事轻轻带过。他从身上拿出三支钢笔，请吴海洲转交给正在读书的孩子。对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来说，这几支钢笔并不贵重，却包含着对乡亲的记挂，也寄托着他对家乡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的期望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韩先楚长期在外任职，回乡并不多。1975年，他再次到红安走访，谢绝了当地安排的宴请，坚持到普通群众家中吃饭。乡亲想杀鸡招待，他连忙劝阻：“大家日子还不宽裕，不要为我破费。”
那次走访，他关注的不是场面，而是生产队的收入、干部数量、群众负担和粮食生产。当地一些基层组织人员过多，群众生活却依然困难，他要求有关方面精简机构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。这种看法，带着一个老区子弟对家乡实际处境的直觉判断。
1981年秋，韩先楚到鄂东北革命老区调研二十多天。汽车接近吴家嘴村时，他主动坐到前排，说前面的视野更开阔，想多看看家乡的山水。村口的大枫树下，老人们认出了他的乳名“祖宝”，几十年前的称呼一出口，现场气氛顿时变得亲切起来。
有位老友穿着破旧棉衣，生活显然没有好转多少。韩先楚问起村里的情况，得知不少家庭仍然缺衣少被，便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，披在冻得发抖的闵永进身上。对方不肯接受，他只说：“让他穿吧，不要多讲。”
走进吴海洲家时，屋里昏暗简陋，妻子因眼疾多年不能正常生活，炕上的被褥也已经破旧。韩先楚站在屋中许久没有说话，随后让人详细登记困难户，并连夜联系有关方面，设法调拨御寒物资。他还反复叮嘱当地干部，农田水利、植树造林和留足种子，都不能放松。
离开红安后，韩先楚把老区情况向湖北方面作了汇报，希望减轻群众负担，增加基础建设投入。他还联系陈再道、周世忠等老战友，请他们协助解决部分物资问题。老区群众在战争年代付出巨大牺牲，革命胜利后却不能长期困在贫困之中，这个念头始终压在他心头。
病重期间，韩先楚仍惦记着那批树苗。他对刘芷说，红安既要在山上栽种用材林，也要在街道种风景树，自己答应过家乡的事，不能因为病重便作罢。随后，他又留下嘱托：“我若去世，就送我回红安。”
1986年10月3日，韩先楚在北京逝世。次年5月18日，他的骨灰安放在湖北红安县烈士陵园。刘芷曾带着树苗回到红安，并把丈夫对县里干部和乡亲们的问候带回故土。
那片树苗，是韩先楚未能亲手完成的心愿；而他的归葬之地，也最终回到了少年出发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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